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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退房案:业主在房市博弈中惨胜(图)





2008年6月,上海浦东一楼盘,交房已半年,从灯火可以看出入住者寥寥。大部分房子捂在炒房客手里,楼市泡沫明显。

2009年底,上海楼市开始疯涨,新开楼盘一房难求,购房者彻夜排队购房。


他们是房市“击鼓传花”游戏中倒霉的最后接手者。在上海房市五年涨跌的新一轮投资热潮中,他们逢高入市,随后不得不承受房价暴跌带来的重大损失。最高者一月之间房子贬值50万元。


这是一起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官司。它涉及的总购房款达1亿元,一方是实力雄厚的开发商,一方是力量弱小的个人。当89个受争议的购房者于2005年12月自发联合提出集体退房诉讼时,质疑和悲观的论调从未远离,尽管他们同样得到了相当力度的舆论支持。


在2005年和2006年,无数人的眼睛紧盯向这起“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”。这或许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典型标本,所有人都盘算着高房价,而与高房价的斗争至今没有平息。


历年的“金九银十”未给房市带来预期的回暖,而在经历了十个月困难坚守后,在中央宏观调控和反腐重拳纵深推进的九月,退房者们最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胜利。


10月10日下午1点13分,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1069号309室。50来岁的周大军拿着刚刚填好的文件,起身走到窗前。


窗外不到200米,便是即将与其“恩断义绝”的“水岸蓝桥”楼盘——项目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,地处上海西北城郊结合部,原来是一片菜地。2004年8月,“水岸蓝桥”开盘,均价只为六七千元/平方米,年底即涨至9000元/平方米;3个月后,房价飙升到最高点14500元/平方米;但仅隔一个月,房价就跌了20%,随后一路狂跌,现在均价只有约9700元/平方米,“似乎还有继续跌价的可能”。


房价从暴涨到骤跌,似乎仅是刹那之间,而对周大军来说,从不舍昼夜排队购房到集体退房,更像是幻梦一场。他站在窗前,甩了甩手上的纸,神情凝重地低声问,就结束了吧?他的妻子坐在旁边,正和林森说话,听到发问,于是抬头瞄了他一眼,抱怨道:“作孽啊。”


和自住客周大军一样,投资客林森只需花几分钟在几份文件上签上名字,便能结束长达10个月的退房官司,将同在“水岸蓝桥”的某处房产退还给开发商大华(集团)有限公司。大约15天后,他将拿到扣除部分费用之后的购房款。


一旁的杜跃平,喊了喊林森的名字。后者跑过来,笑着问:“杜律师,有事?”


每一个退房者签完文件后,都要到杜跃平处确认一下。对于他们来说,刚刚过去的2006年9月,无疑是个令人鼓舞的9月。他们于去年12月提出的集体退房诉讼在这个月终于一审判决胜诉。从9月28日开始,退房手续就在这间房间里正式展开。


身为水岸蓝桥89名业主的代理律师,杜跃平——这位跃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也便随之进驻。5个工作日里,已经有六十几个人在解约文件上签好字。杜说,顺利的话,再过半个月,这个“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”就将落下帷幕。


已经签了字的周大军们,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临时组成的89人退房团——这批“击鼓传花”游戏中倒霉的最后接手者——也将各奔东西。


曾经的癫狂


周大军说,他还要买房。


这是一个退休双职工的家庭,惟一的孩子还在读书。身为当家人,周大军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退房者不同。他需要一套房子,那是他梦想中的家,可是直到2004年12月,他才以9030元/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一套139.13平方米的商品房。


当时狂喜的心情一直历历在目。力排几千人而买回的金馍馍,坐落在14楼。签下合同的周大军想了想,还是有一些不满意。他胸前开过手术,那道30厘米长的刀疤至今隐隐作痛。他想把房子换到更低的楼层去,或者换一套电梯房回来。在房价飞涨的2004年底,这个愿望几乎是举手之劳——将还未到手的期房转手卖出去,赚一笔差价便可换一套更理想的房子。


周大军的换房计划一直进展顺利,却在2005年3月中下旬突然转了个弯,“一夜之间面目全非”。斯时,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频频出台,房地产市场气氛凝重,而周围人羡慕的眼神也顿时变成了幸灾乐祸。一开始,周大军没想着去退房。他只想和开发商商量着办——换房,哪怕贴点钱也成。


开发商的态度一度暧昧,但2005年9月得知有人起诉后,态度就变了。他们说,换房没门,要么起诉,要么就乖乖住进去。为此,周大军闷坐在家中,琢磨这事。


举棋不定的时候,周大军接到一个电话。电话里,对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你想退房么?”


这个打电话的人叫袁国锋,也是“水岸蓝桥”的业主。当时,水岸蓝桥第一期的业主资料被大华集团打包卖给了装潢公司,随后辗转到了袁国锋手中。袁国锋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决定退房,而买房时花的时间更短,只考虑了两天。


2005年的整个春节,袁国锋一直在关注上海房价。他看到谢国忠等专家在报上说上海房地产泡沫,但想了想就扔在了脑后。在他看来,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商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:上海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,这种政治支持的意义显而易见。


“那个时候真是一天涨一个新高,”袁国锋回忆,“好像大家都在买房,再不买就没了,买房还要排队!”


袁说,2005年2月29日,他赶到“水岸蓝桥”看房,在11号和3号之间犹豫不决。一天后再打电话过去,售楼小姐告诉他,11号房被别人买走了。袁国锋一听急了,“再不买真的买不到了”,立马以14000元/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3号楼的房子。


然而5天后,中央遏制房价快速上涨的“国八条”等措施就陆续出台,上海整体房价尚在峰顶迟疑摇摆之际,“水岸蓝桥”小区的价格已经迎风而落。4月底,袁国锋发现,“水岸蓝桥”中同等规格同等位置的住房,价格已降至1万元/平方米左右。3月份价值150万元的房子,此时只值100万元,缩水了三分之一。


另一方面,袁国锋一家原先居住的房屋本来已被划定为拆迁房,按货币化补偿方案,他可拿到50多万元的补偿款,这本是他家庭理财计划中购房资金的重要来源。房产市场日益萧肃,袁国锋原先的居住小区突然被通知“暂缓拆建”,计划中的补偿款遥遥无期。资金压力徒然增加,他苦着脸说:“每个月8000元的还贷,山一样地压过来。”


袁国锋找大华集团销售经理交涉过,对方一口拒绝了他退房的要求。那时袁国锋就意识到,自己力量太过薄弱,根本说服不了实力雄厚的开发商,只能寻找更多的伙伴。而那份辗转得来的资料,无疑帮了他一个大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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